王轶：《论中国民事立法中的中国元素》，《法学杂志》2011年第4期。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另一类是属于要求性的，如采用举办、安排、实行、提高、加强、改善、改进、完善等词表述。

该条款在确认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政策内容的同时，提出了国家在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政策方面所应当开展的具体工作，明确了国家在开展相应工作过程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固然不错，但作为一项国家原则，其是在我国宪法中明确加以规定的，尽管表述方式不同，但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我国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我国宪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它明确了国家和政府在推行相关政策方面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通过这种积极的作为，实现国家的目标。

公民权利 政策性条款是我国宪法总纲部分的基本内容，也是我国宪法的一个基本特色，它主要规定了国家特定方面工作的基本任务，引领国家法律和政策发展的基本方向。我国宪法序言对此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然国家无法通过收费方式来筹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所需资金，征税就成为国家获取收入的主要途径。

因此，房地产税立法不得违反包括《宪法》第13条在内的任何宪法规范，宪法财产权构成了对房地产税立法不得逾越的边界。(一) 重复征税质疑 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个人的经济活动可以分为取得财产、持有财产、消费财产等三个阶段。如果取消这些限制，例如对所有超过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房产进行征税，则应税房产的总量将大幅度增加，从而带来更多财政收入。BVerfG, NJW 2006, 1191 f.;B9ckenf9rde, BVerfGE 93, 149, 150. 24BVerfGE 93, 121, 138;zuvor bereits P.Kirchhof, in:VVDStRLBd.39, 1981, S.213, 226 ff.;die Perspektive weitend ders., in:Isensee/Kirchhof (Hrsg.) ,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5, 3.Aufl., §118 Rdnr.67. 25Seer, FR 1999, 1280 ff.;offengehalten bei Lang, NJW 2000, 457 ff. 26Weber-Grellet, BB 1996, 1415 ff.;Wieland, in:Ebling (Hrsg.) , Besteuerung vonEinkommen, DStJ G Bd.24, 2001, S.29, 37 ff.;aus der Rechtsprechung BFH v.17.7.1998, VI B 81-97, BStBl II1998, 671, DStR 1998, 1353;v.11.8.1999, XI R 77/97, BStBl II 1999, 771, DStR 1999, 1845;v.18.9.2003, X R2/00, BStBl II 2004, 17, DStRE 2004, 33;v.1.3.2005, VIII R 92/03, BStBl II 2005, 398, DStR 2005, 727;siehe auch BVerfG v.22.6.1995, 2 BvL 37/91, BVerfGE 93, 121, 149 ff., DStR 1995, 1345 (Sondervotum B9ckenf9rde) . 27类似观点参见陈征:《国家征税的宪法界限》, 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 第29-30页。

税前个人所得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个人所得税是个人所得中分配给国家的部分，只有税后收入才属于个人，才真正是自己的。在讨论何种税率水平符合狭义比例原则时，一个有意义的参考值为房地产收益所对应的税率。

10参见刘汉霞:《再论我国房地产税立法的目标定位与价值选择》, 载《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第234-235页;张守文:《关于房地产税立法的三大基本问题》, 载《税务研究》2012年第11期, 第48-49页。国家向个人提供的给付，贯穿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人生旅程。又如，以收费方式向海上船只提供灯塔导航服务，无法避免未交费船只搭便车。进行平衡的要求，充分体现在《宪法》第13条第3款对财产征收征用的规定中:一方面，该款规定了国家可以对公民的财产进行征收征用;另一方面，国家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财产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即只能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必须根据法律进行补偿。

5在德国，缴纳保险金之后取得的社会保障请求权作为宪法意义上的财产而受到保护。例如，如果房地产税税率为1%，房地产的收益相当于房地产价值的0.5%，那么，通过房地产税，国家在获得全部房地产收益之外，还每年没收公民房地产价值的0.5%。3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一款、第二款分别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因此, 立法者对财产税的客体、标准和幅度 (Gegenstand, Ma?gabe und Ausma?) , 都可以根据政治判断作出决定。

那么，究竟是宪法财产权还是法律财产权构成对房地产税立法的限制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以下我们简要梳理宪法财产权和法律财产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相反，将总量相等的税负分散在获得收入、持有房地产等不同环节，避免出现过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还有利于纳税人接受税收负担。

如果国家能够设定高于房地产收益的房地产税，从而每年都无偿取得公民的部分房地产价值，这无疑违反《宪法》第13条第3款的内在逻辑。相反，如果立法者将预期收益作为税额上限，房地产所有人在没有实际收益的情况下也需要承担房地产税。

因此，与开征房产税相比，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导致的侵害强度是相同的。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首先，在取得财产、持有财产、消费财产的三个环节中，国家已经在第一个和第三个环节分别征收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了，那么，继续在持有财产环节开征房地产税，是否构成重复征税，从而导致私人财产权受到过度干预?其次，征收房地产税时，立法者设定的税率越高，则税负越重，越有可能过度干预财产权。在上海，只限于对新购第二套以上房产征税，在重庆，只对高端住房征税。17陈征也指出, 公民在获得财产已经纳税, 再对该财产纳税征收财产税应当慎重。例如，一战后德国根据凡尔赛条约承担了巨额赔偿义务，二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一片废墟之上进行战后重建，就构成了这种意义上的例外情况。2018年，房地产税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根据第一款, 行政相对人持有的行政许可受到存续保障;根据第二款, 行政相对人因行政许可变更或者撤回而受到损失的, 有权得到补偿。工薪所得的监管简便易行，辅之以代扣代缴等制度安排，几乎不存在偷漏税的空间。

也有学者指出, 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供求关系失衡。总之，公民取得财产、持有财产以及消费财产的行为，都表明公民有较强的支付能力。

根据该款规定，即便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有法律依据，国家也不能无偿取得公民的财产，而是要提供补偿。首先，如果只能在财产的取得、持有和消费三个环节之中选取一个环节进行征税，那么，相应税率将非常高，这将强化纳税人偷漏税的动机，税收征管将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其次，在三个环节都征税，本身也是具有内在合理性的。

房地产税的制度建设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涌现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学者们澄清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入租税国家 (Abgabenstaat) 时代之后，通过征税来获得完成公共任务所需的大部分资金，已经成为各国通行做法。对于电视信号，原则上也可以通过加密的方式，只允许付费用户收看电视节目。那么，这两点在我国是否成立呢? 我国房地产税历史短，虽然国务院分别于1986年、1988年颁布了《房产税暂行条例》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除了沪渝两地从2011年起进行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以外，我国至今没有对个人房地产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18最后，在两个甚至三个环节征税并不构成重复征税。公共产品具有高昂成本，理论上国家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筹集所需资金，但基于下述原因，采取收费方式并不可行。

对此，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根据德国自普鲁士以来的财产税传统，财产税的课税对象是财产的收益 (Ertrag) ，而不是财产价值 (Substanz)。总而言之，为了避免侵犯财产权，立法者设定房地产税税率时应当确保房地产税不超过房地产预期收益。

其次，在公法领域，立法者也根据宪法财产权，规定各种公法财产权。根据夏威夷州法, 凯撒·埃特纳作为湖周边土地所有人, 对湖也有所有权。

有德国学者认为, 国家同时在获得、持有和消费财产的三个阶段征税, 缺乏正当性。13熊伟:《房地产税改革的法律逻辑》, 载《税务研究》2011年第4期, 第46页。事实上，在针对高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税率，纳税人心理上可能难以接受。15徐建炜、马光荣、李实:《个人所得税改善中国收入分配了吗》,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第70页;徐阳光:《房地产税制改革的立法考量》, 载《税务研究》2011年第4期, 第40-41页。

也有学者认为财产税有筹集财政收入、调节贫富差距、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参见郝琳琳:《财产税功能探析》, 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4期, 第109页房地产税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干预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即应当服务于正当目的, 能够促进该正当目的实现, 干预措施处于必要限度, 并且不构成对公民财产权的过度负担。

2代表性论文参见张富强:《关于我国物业税立法的基本构想》, 载《法学家》2009年第1期, 第113-122页;郭维真、刘剑文:《论房地产保有之税制改革---基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视角》, 载《税务研究》2010年第8期, 第51-56页;徐阳光:《房地产税制改革的立法考量》, 载《税务研究》2011年第4期, 第38-41页;刘剑文:《房地产税改革正当性的五维建构》, 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 第131-151页。7最后，宪法财产权主要约束立法者，而法律财产权则约束行政权、司法权和私人主体。

法律财产权是法律规定的，而法律的位阶低于宪法，因此，不能将法律财产权混同于宪法财产权，否则，将抹杀宪法和法律在位阶上的差别。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国相关立法的出台已经指日可待。